侨史揭秘 /Notice

潮汕人为什么总要背井离乡?

发布时间:2017/4/27 14:31:15


“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宋代著名词人柳永笔下凄美的一幕感动着无数的后来人,而这一幕曾经一次次地在潮汕大地上演过。一只竹篮,一块甜粿,一条水布,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这是当年到海外谋生的潮汕人的经典形象。海外很多取得辉煌成就的潮商当年也是带上这样的行旅,洒一把热泪在生身之地,告别亲人,坐上红头船,从此只身闯天涯。

潮汕地区背靠丘陵,滨临南海,多发自然灾害,这样的自然环境孕育出来的族群少了几分怨天尤人,多了几分坚韧拼搏的秉性。靠海而生的人群只有勇于同风浪搏击,才能得以生存,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潮商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




潮人族群的形成


从考古资料来看,先秦时期,潮州就有通往东南沿海、环珠江口乃至西北、北江流域的航路。据考古和历史专家的考究,在揭西县发现的汉代独木舟应该是潮州土著民的航海工具,他们很早就开辟了联结外部世界的航路。自秦汉以后,福建-潮州-广州的航路在南中国海上交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到了唐宋时期,福建-潮州-广州航道成为潮州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至宋之后,这条海上通道扩展至北方沿海口岸,成为沿中国海的近海贸易商道。在宋朝,潮州已经成为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地区,潮州港、凤岭港和揭阳港等商贸港口已经成为重要的海外贸易基地。

潮州海外交通路线有清晰记载的是在元代。在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提到潮州经南海诸岛至西洋的航线。因此可以说明至少在元代,潮州通往西洋的海外交通路线已经形成。而这个时期,潮人作为一个传承中原文化又具有鲜明区域性的族群也基本形成。

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由于战争频繁,很多闽南地区的汉人为逃避战乱,迁移到潮汕地区,带来了中原的文明,也逐渐把潮汕土著民族边缘化,甚至使其退出历史的舞台。但一个地方形成的文化与其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潮州的土著文化和中原文化日益融合,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的潮汕文化。唐宋时期潮州话开始从闽语中分化出来,至明代就已形成独立的次方言。潮州话方言的形成,一方面,标志着操闽南语的福佬在两宋时期已经在潮汕社会占据了主流地位,其方言逐渐成为潮州社会通用的方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代潮州人已经构成了较为独立的族群,已经有着以潮州方言为中心的族群认同。


红头船诞生 
潮商帮诞生


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大约是在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到了明朝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而在这个时期,澄海樟林港的重要历史角色也崭露头角。1684年,清廷放松海禁,潮人纷纷集资,造船出海。1722年,清廷又准许与暹罗进行大米贸易,樟林港远洋航海事业遂应运而生,由原来的渔业港转为商业港。

为了方便管理,1723年(雍正元年),清廷规定各省商、渔船的标识,并进行审批、登记、发牌,并随时派兵船巡海稽查。按规定,广东商船大桅杆上部及船头均油红漆,这就是红头船的由来。造船人再在油上红漆的船头画上两颗圆圆的大眼睛,浮在水面犹如一条大鱼畅游于海上。第一艘红头船就是从樟林港扬帆起航的。随着第一艘红头船的起航,以红头船为特征的潮人商帮也逐步形成。



潮人的海外移民,潮人称为“过番”,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但开始有较多的潮人移民海外,应是在宋末元初这一时期。从宋末元初算起,也已有7个世纪,按移民的规模和特点,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早期移民(汕头开辟为通商口岸之前)



元兵于1278年攻占潮州,大肆烧杀抢掠,潮州人纷纷向海外逃难。

明时,以吴平、林凤、林道乾为首领的几个潮商团体,在明政府军事高压逼迫下,出走东南亚,定居在菲律宾和暹罗,成为早期潮籍移民。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为清代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本地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潮。18世纪的大米国际贸易使潮州与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泰国)的交通有较大规模的发展,许多潮州人因此定居东南亚。


由于东南亚一带物产丰富,地旷人稀,正处在开发时期,需要大批劳力,对外来移民没有多少限制,于是潮汕人在开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也陆续乘“红头船”到东南亚谋生。

到鸦片战争前,东南亚一带,尤其是泰国、新加坡,已形成了许多潮州人的聚居点。而且,已涌现了一些杰出的风云人物。如1767年带兵赶走侵占泰国的缅甸军队,被拥立为吞武里大帝的郑信,他执政于暹罗吞武里王朝,更促成了潮人移民至暹罗的高潮,仅1782 年至1868 年乘红头船移居泰国的潮州人就达150 万人。


第二阶段:
近代移民(汕头开辟为通商口岸后)


1840年,特别是汕头于1860年正式作为对外通商口岸,至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时间的海外移民,前后共经历109年。这一阶段,可说是潮汕海外移民的高峰期。



这一时期,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生存环境恶劣和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的劳动力需求,无疑是引发东南亚移民热潮的重要原因。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向外移民成为法律所允许。当时殖民主义者强迫清廷签订不公平条约,如《北京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等,清政府允许国人海外移民。于是一个以“契约华工”和自由移民并行的移民潮,逐步在潮汕地区推开,而且持续了五六十年。

据史料记载,从汕头开埠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期间(1860-1949),在这89年的时间里,经过汕头口岸移民东南亚的人数,在140万人左右,其中多数是潮汕人,移民的主要方向是东南亚和香港。在这段期间,近代潮汕海外移民出现三大浪潮:



 1864-1911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离乡别井,远涉重洋谋生”。这就形成了潮人海外移民的第一浪潮。

 1927-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反动势力猖獗,社会混乱,许多人丧失生活出路,出洋者人数猛增,再度引起潮汕海外移民高潮。据《汕头海关志》表九《1869年-1934年汕头口岸进出口旅客统计表》提供的数字统计,1927-1928年,年平均净出口63752人,大大高于同期分段统计的平均数。这是潮人近代海外移民的第二次浪潮。

 潮人近代海外移民第三次浪潮出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八年抗战,侨批中断,社会动乱,侨眷生活无从筹取,多变卖产业度生。战后粮荒和高利贷逼人,金融波动,物价高涨,商场颓败,人们急于到外洋投亲靠友,谋求生计,侨乡相率成伴奔向南洋的比比皆是。据汕头市政府公布,1948年11月在侨务局办理手续的出国人数为57628人,同时期归国者人数为4677人,出口多于入口十倍以上。




第三阶段:
现当代移民


这一阶段潮人的移民不仅从本土移出,还出现从海外国家的二次移民,使潮人的足迹遍布全球各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印度支那半岛越、老、柬三国发生以越南战场为主体的两次局部战争。潮人潮商在印支战乱期间遭受劫难,在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越、老、柬三国的潮人潮商被迫流离,向欧、美、澳等地再次移民。他们在陌生的环境中再次艰苦创业,重新崛起,使潮商的足迹扩展到全球。

从本土出发的当代移民高潮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时期潮人主要的移民方向是香港和中国大陆。此后潮汕人在香港一直有增无减,目前在港潮人已经超过120万人。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体制,香港成为联结内地与海外的中转站,在百年的变迁中,这里发展成为海外潮商最集中的聚居地之一。这里不仅活跃着像李嘉诚这样世人敬仰的世纪潮商,也活跃着杰出的新一代潮商代表。这里既是国际潮团联结的枢纽,也是国际潮青的国际活动中心,著名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和国际潮青联谊年会秘书处都设立在香港。从香港开埠之初的南北行,到现在声震国际的长江集团,可以说,香港潮商铸就了国际华商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本土潮商抓住机遇走出本土,闯珠三角,入沪宁杭,挺进中原,涌现出像马化腾、陈凯旋等一批前途无量的潮商后生。


从文化研究和文明史学的角度细心梳理这个神奇商帮在海外的印记,我们发现,他们除了创造辉煌的商业文明,还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传播者,不断向海外传递和播散中华文化的种子,同时又是西方文明吸纳者,不断向中华族群带来西方的先进经验。


传播:将中华文化撒向海外


财富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智慧装在中国人的脑袋里,而作为中国文明传统继承者的潮州人更有“东方犹太人”之美誉。从市场经济发源地的欧洲,到现代文明的新世界美加;从“佛教之国”泰国,到“花园国家”新加坡;从“东方明珠”香港,到“财富开发区”东南亚,无不留下了潮汕先人们深深的足迹。



潮汕地区和潮人社会较好地保持了一些中国传统习俗。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中土文明之久远者,在中原及以北地区大多已经变迁失传,但在南方山区及域外华人文化辐射区反而多有保存。譬如潮汕话是最古老、最特殊的中国方言之一,潮汕音乐号称“隋唐绝响、华夏正声”,潮汕民俗更被誉为“中原文化的典橱”。以外向型发展为特色的潮商,走到哪里,就在那里落地生根。同时,潮汕人又是一群普遍具有浓厚家乡观念的人群。行迹遍天下的潮汕人,走到那里都忍不住对粤东那片山山水水深深的思念和眷恋。他们忘不了要把家乡的各种生活习惯和文化带到自己新的生活环境里,比如喝工夫茶、吃牛肉丸、潮州菜、看潮剧、听潮乐等等。他们向栖居地原住民彰显了中国人团结合力、眼光开阔、敢于冒险、诚信经营的品格,传播了中华民族积聚了几千年的文明精髓,以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与典雅的风俗文化影响着原住民,不仅挣得了自我发展的基业,更是赢得了“文明使者”的美誉。



我们不妨把目光聚焦在潮汕善堂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并以此为经典案例,透视一下中华文明在海外传播的路径和影响。

众所周知,善堂是潮汕地区带有民间信仰色彩的民间慈善机构。虽然它并非潮汕地区独特专用,而是与明末清初的善会和善堂有密切关系。但由于现今,全国只有潮汕地区附近以及潮汕人聚居的地方才存在这种已融合本土文化特色的民间慈善机构。这种组织形式也被当地人认为是潮汕人独特文化,并已成为潮汕人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潮汕善堂在明、清两季逐步发展壮大,至清末民初达到全盛期,达到500多家。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多停办,近10年来已陆续恢复约300座。尤其在海外潮人聚居地,如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地都先后出现了善堂机构。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善堂逐渐演化成集释、道、儒文化于一炉的民间自发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慈善救济机构,因而在海外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物。时至今日,在国外较为名气的善堂有:泰国华侨报德善堂、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马来西亚明修善社、柬埔寨金边辉德善堂等。这些海外善堂不仅在地方上的慈善公益活动中发挥不少作用,成为团结联系华侨与故乡、祖国的纽带。而且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物,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明的落足点,有着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此外,海外潮人社团,财力雄厚,活动频繁,影响极大。欧美潮人社团在承办第六、第七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时,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主礼,克林顿总统发去贺电。这些世界政要赞美潮人的因素大多是:融入居留国的能力、工商成就、诚信经营、因保持了自身的传统而对所在国文化多元化的贡献。
  


吸纳:将商业文明带回故乡


毫无疑问,潮人强大的海外繁衍能力及社会影响力不可小觑。当今海内外共有3000多万潮汕人,其中一半在国内、一半在海外。东南亚、欧美等地大量定居着潮籍人。这种国际化的移民布局,是几百年来潮汕人“向海而生”的历史选择,国内没有其他族群可以望其项背。不仅如此,潮人已经在海外当地深耕熟垦多年,早已枝繁叶茂,并且融入社会主流,不像后来也向海外迁徙的其他地区族群那样,大多数到目前还处于当地社会的边缘。



现代市场经济、生产工艺和企业管理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远涉重洋的“红头船”商帮恰好是一个在海边生长的群体,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智慧。他们处于国际化、现代化最前沿,既善于融入本地主流社会,又善于吸纳先进经验,因而很多都成为了栖居地社会的佼佼者。比如在东南亚的政界、商界,潮人不乏执牛耳者;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先移民的潮人大多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以李嘉诚等港澳潮籍企业家为代表的潮商更把持着当地经济的命脉,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支柱。他们旗下的企业在生产工艺、管理方略以营销运作等方面更完全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随着海外潮商近30年来的返乡投资潮,他们把这些吸纳自西方商业文明的先进方法和经验带回了故乡。由于这些“海归潮商”投资领域非常广泛,已经突破传统的贸易、加工,涉及房地产、金融、信息服务现代产业,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有潮汕商人经营。这些“海归潮商”充满活力、视野开阔,在他们身上,正逐步形成兼容并包,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融合的新潮商精神。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些活跃于中国内地的“海归潮商”在继承老一辈潮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营模式、管理方法。他们已经学会用虚拟的经济之手把无地域公司办得有声有色;学会用国外的技术和资本赚外国人的钱;学会用资本的杠杆撬动知识经济的车轮。他们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获取财富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意气风发地走向国际化的道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独领风骚。

在社会生活中,新潮商们也是吸纳西方时尚文化的冲浪者。新潮汕人买名牌、开靓车、办信用卡,对新鲜事物的敏感程度绝对不输于旁人;他们经商、办企业,只要有钱赚,绝无禁忌;他们哪里都敢去,什么朋友都敢交,在生意领域,潮人总是引领潮流。他们以“刻苦耐劳、善于经营、敢闯敢拼”的精神风貌而闻名海外;他们以“五洲驰骋、四海纵横、商者无域”观念演绎现代商业神话。近年来,各种由潮商发起的全球性组织、潮人商会组织及其举办的各类活动和会议活跃于海内外,影响深远,显示出潮人优秀的文化基因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延续、扩展。


500多年历史,3000多万潮商,他们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铺展的商业影响不可估量。由潮商们用中国传统智慧和西方先进经验融合熬炼而成的现代文明宝典,也提升了中国商业社会的运作能力,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现代新潮商也因此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经济,让中国进一步走向国际,与世界文明接轨的一股蓬勃力量。

追寻着潮商们传播中华文化、融合西方文明的轨迹,我们看到的是一部生生不息的创业史、一部现代经济的发展史;看到的是一幅海纳百川、自强不息的不朽群像、一个富有拓荒精神,敢于创新、善于经营而又富有凝聚力的先进商帮。


与其他著名商帮相比,惟有潮商历经曲折而不衰,也惟有潮商的影响称得上是世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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